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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彩礼背后，是生存成本上升，抑或人口性别比失调？是家庭层面的“资产重组”，还是源于女性在财产继承方面的从属地位？……如何为爱“减负”，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化解的难题。

高价彩礼是婚姻的“入场券”？

2022年五一期间，这对甜蜜的恋人回到李薇的老家。饭桌上，李薇父亲把话挑明了，“想娶我闺女没问题，28万元彩礼，一分钱都不能少。”

可是，28万元的彩礼，对于农村娃陈明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陈明跟李薇父母商量，全家人东拼西凑，只能凑够18万元，也算个吉利数。可李薇父母说啥也不同意，还要求他们尽快分手，不许女儿再出去打工。毕竟，这是老两口的独生女，远嫁异地，想想未来难免忧心。

就在怎么也“谈不拢”的节骨眼上，李薇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她忙将喜讯告诉陈明，以为“奉子成婚”会打动父母，但没想到，李薇的父母铁了心，非要陈明凑齐彩礼不可，只因样样不如自家女儿的大侄女前年结婚，彩礼轻轻松松收了38万元，自家的女儿不能在这件事上“掉了价”。

记者调查发现，一批农村准公公、准婆婆正在为儿子们的婚姻“负债前行”。

“我家出了16万8千彩礼，这在我们那儿算是起步价。”为了给家中独子娶媳妇，刘山（化名）在县城买了房和车，再加上彩礼钱，前后总共花了近百万，其中有20万是七拼八凑借来的。2021年，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308元。“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如果不外出打工，刘山夫妇至少得不吃不喝32年才能给儿子娶上媳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当前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情况比较严重，农村婚姻市场中男多女少，是彩礼坐地起价的重要原因。

随着无数农村年轻男女涌入城市，优渥的城市生活条件对农村女孩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在打工潮盛行的当下，本地通婚圈被打破，很多中西部农村出现了结构性的女性资源稀缺，“山上的姑娘嫁山下，山下的姑娘嫁城郊，城郊的姑娘嫁城里”，已成为流行趋势。

这一现象，被社会学家、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称为“婚姻挤压中的梯度挤压”，农村是“婚姻低洼地，适婚男性“被挤压”现象越来越普遍，为了提高婚姻市场竞争力，各地农村彩礼也随之水涨船高。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指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导致日趋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是近年来高彩礼问题的触发因素，而乡土社会中父系家族制度与嫁娶婚姻模式下，女性在姓氏传承、财产继承、养老责任等方面的从属地位，则是导致高彩礼的根本性原因，高彩礼被认为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出让女儿”的补偿。

节节攀升的彩礼与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息息相关。至2021年底，全国2.92亿农民工群体中，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以48.2%的比例占据半壁江山，成为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主力军。在这场大迁徙中，社会结构与形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近1.5亿新生代农民工四处漂泊，他们只能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中，完成恋爱、结婚等人生大事。

标本兼治，倡导社会婚嫁新风

在山东省妇联指导，聊城市妇联、东昌府区委区政府联合举办的“七夕情定东昌湖 文明花开新聊城”集体婚礼

事实上，为减轻农民工婚恋负担，多地改革试点“为爱减负”。针对“高价彩礼”，自2021年4月以来，民政部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积极开展相关改革，采取了不少“动真格”的措施“对症下药”，引领婚嫁新风尚。

2022年5月20日，大红的喜服、耀目的喜字将河北省河间市大庄村礼堂装点得喜气洋洋，7对身着中式喜服的新人在亲友的祝福下拜天地、行结发礼。据悉，“5·20”零彩礼集体婚礼，是河间市推动婚俗改革的重点举措之一，有效带动了农村风气的好转。

只办一天酒席、农家大锅菜婚宴……2022年11月17日，邯郸市肥乡区田寨村村民牛荷飞和田帅盟在亲友见证下举行了一场简约的婚礼。为治理婚礼大操大办和“天价彩礼”，肥乡区拿出实招，对酒席规模、办理天数、待客范围、仪式程序等进行了细致规定，村民婚礼操办平均支出为2万元至3万元。当地还积极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成立了由村支书、村内能人组成的村民事务理事会，对婚礼进行全程监督。

多地还从加大对公职人员的监管力度入手进行积极整治，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全区共233个行政村、76个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将彩礼原则上不超过6万元等规定写入村规民约并公开上墙。江苏省东台市建立公职人员婚前廉政谈话、操办婚嫁事宜报告备案、违规操办婚嫁事宜歪风查办3项制度，引导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

靳小怡认为，治理新生代农民工高彩礼、提升其婚姻稳定性，有助于提升我国持续走低的生育率，进一步减轻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压力，促进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推动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障负担，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靳小怡指出，农民工高价彩礼问题治理应是综合性的。目前治理高价彩礼多从彩礼、婚宴数额的规定入手，短期内可以治标，但从长期来看则难以治本，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及就地就近城镇化、妇女权益保护与发展等工作相结合，同时与家庭友好、生育友好和女性友好型的社会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相衔接，制定一揽子政策体系，开展常态化的综合治理。

“从农民工流出地出发，提升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地区城乡差距，实施产业振兴，吸引农民工回乡创业、建设家乡，降低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等；从农民工流入地出发，建议政府针对农民工提供夫妻廉租房，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入学机会，建议建筑单位、电子厂、服装加工厂等本身性别比不平衡的用人单位，尽可能为农民工创造与异性结交的机会。”

总体来说，要标本兼治解决高彩礼问题，一方面要移风易俗，逐步提高农村妇女在家庭养老责任和财产继承中的权益，另一方面要减少教育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通过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就业质量和经济独立性，强化性别平等意识，充分发挥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切实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