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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妇联等多个部门主办的万人集体婚礼已拉开序幕。回顾数十年间中国青年的婚恋变迁，《中国妇女》不仅是记录者、观察者，更以开辟专栏、刊登征婚广告，积极传播新型婚恋观、践行“红娘”责任。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今年是《中国妇女》杂志“鹊桥”栏目创办40周年，“中国期刊征婚第一人” 朱俊芳也将迎来结婚4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中国青年婚恋40年流变。

1984年3月，以《为大年龄青年当“红娘”大得民心——天津市李瑞环市长的讲话》为开篇，《中国妇女》开辟了“为大年龄青年当红娘”栏目。李瑞环指出，“通过帮助大年龄未婚青年解决婚姻问题，为他们分忧解愁，使他们深深感到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十分可爱，这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很实际的‘三热爱’教育，否则，只是抽象的。”

这期杂志还刊发了一篇人物通讯《红娘标兵》，讲的是“红娘标兵”刘津英的故事。53岁的刘津英是天津市棉纺二厂工人，曾为1600名单身男女牵线搭桥，其中成功结婚的有70对。她还帮助被拘留过、劳教过的小伙子找到了可心的对象……

在读者的疾呼中1984年4月，《中国妇女》发布了“愿为你当‘红娘’” 启事。落款为“《中国妇女》‘红娘组’”的启事称，“当我们接到一封封要求我们为大年龄青年当‘红娘’的热情来信时，我们深深地同情你们，也十分为你们焦心。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开辟了‘为大年龄青年当红娘’专栏。”专栏不仅解惑婚恋认知难题，还刊登征婚信。

“在信中请你们实事求是地写明自己的情况（职业、年龄、爱好、身高、有无生理缺陷等等），并由所在单位证明你所说的情况属实；你要求找个什么样的对象；有无照片愿登，以及确切的通信地址……希望通过这个‘搭鹊桥’的工作，帮你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1984年5月，《中国妇女》刊出了第一则征婚启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则期刊征婚广告——“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县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4人，房8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我愿意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后来，这则征婚启事的男主角朱俊芳也成了 “中国期刊征婚第一人”。

1984年9月，《中国妇女》推出《大年龄青年婚姻专号》

1984年6月，《中国妇女》刊登征婚启事的版面正式定名为“鹊桥”，从此，一办就是18年，成千上万条征婚启事促成了无数良缘佳偶。

千禧年后，伴随时代剧变，备受读者喜爱的“鹊桥”完成其历史使命，于2002年4月停办。

2008年11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妇女》推出《中国女性“洗”心“革”面30年》专题。组文中，《30年婚恋乾坤大挪移》观察了 30年来的中国婚恋流变——“1988-1998：感情被理直气壮地提到了婚恋 的重要位置”，“1988-1998：摇摆的婚恋天平：感情和物质哪边更重？”，“1998-2008：婚恋形式365体育足彩,元，幸福感是终极目标”。其中，《30年间征婚启事显示的女性择偶要求的变化》，也以小见大地展示了3则不同年代各具风格的征婚启事。

编辑还梳理了一系列有时代烙印的关键词，比如第三者插足、电视征婚、 婚外情、傍大款、双独婚姻、网恋……从中还能捕捉到一些风潮留存，而另一些已随岁月淡去。

1984年9月，《大年龄青年婚姻专号》推出，这是《中国妇女》的首个专刊，从理论到实践给予读者全方位的婚恋启迪、鼓励和帮助。

其中“寄语大年龄青年”栏目刊发了《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的题词》《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的祝愿》、郝建秀的署名文章《大家都来关心大年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京津沪三市领导同志的希望与祝愿》，殷殷关怀跃然纸上。

“我们都幸福”栏目报道了几对不同类型的幸福夫妻“样板”，如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男子跳高世界冠军倪志钦与女子短跑全国冠军贺祖芬的婚恋故事，“它告诉读者，‘幸福家庭’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想想谈谈”栏目由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刘达临撰写的《打开她们的心扉》一文提出，“要掌握她们的心理变化规律，因势利导，去打开她们的心扉，才是解决她们婚姻问题的一个关键”。

“信息”栏目提供了许多客观的调查数据供读者参考。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字——北京市区30~39岁的未婚青年有3.4万，其中男青年2万……但为什么在社会上“大女”问题呼声甚高呢？原因之一在于“‘大女’的自身条件比较好，她们找对象的条件有三高：学历高、职业高、身材高。她们的条件与现实中男青年的状况不相符。根据北京市几个婚姻介绍所的统计，女青年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8%，而男青年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的只占14.1%。”

上海市妇联在静安区的调查显示， “大男大女未婚的原因是：1. 房屋困难。因无房找不到对象，有了对象等不及而吹的约占40%。2. 社会偏见。饮食、 副食、服务、环卫、煤球店等行业职工找对象难。3. 要求过高。这在知识分子中较为突出。区中心医院66名大男大女中，百分之七八十希望对象的条件是知识分子或搞技术工作，或家庭是知识分子出身的……”

专刊中的“鹊桥”栏目占据了1/5的篇幅，刊载了一百多则征婚启事，排版上还附加了一些名人名言，如李大钊的“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柏拉图的“为着品德去眷恋一个情人，总是一件很美的事”……

1999年6月，“鹊桥”栏目编辑王秀琴首次赴焦作专访朱俊芳一家，撰写了《征婚第一人和他的外来媳妇》。文章称，“15年后的今天，我见到朱俊芳时，他与15年前在本刊上刊登的照片没多大变化，还是一脸的憨厚相。”

原来，此前与朱俊芳订婚的姑娘见他家穷就退了婚。为了多挣钱，朱俊芳来到焦作煤矿成为一名农民轮换工。但矿上都是男的，在领导的支持下，他的工友王好义帮他代笔写了征婚启事，没想到，在《中国妇女》刊登后，朱俊芳竟收到了七八十封应征信，当年国庆节，他就娶到了比他小6岁、容貌姣好还是大专毕业的音乐教师李萍。

然而，当李萍见到朱俊芳后，她觉得他比杂志上刊登的照片还老一点，就犹豫了。矿领导见状便说：“愿意就留下，不愿意到矿上参观参观再回去。” 朱俊芳也非常大度，诚恳地说：“你的路费花完了，我可以给你路费。”李萍被感动了，她觉得这个人可靠，是个好人，于是决定留下来。

李萍受到的最大压力来自父母。当矿领导将李萍决定嫁给朱俊芳的事写信通知她的父母后，父亲气得病倒在床，母亲带着妹妹等人组成“劝分团” 到焦作规劝李萍。但她非常坚决，“非朱俊芳不嫁”，母亲只好哭着回了家。

不过，李萍得到的最大帮助也来自娘家。当父母理解了女儿后，就将她的衣服、300元钱和祝福一同寄给了她。婚后，在矿领导的关怀下，朱俊芳的转正问题得到解决，李萍也被安排到矿工子弟学校教音乐。1985年6月，朱俊芳夫妇生下了儿子朱强，一家人其乐融融。1990年，李萍被评为全国煤矿女工家属安全工作先进个人。1994年，夫妇俩连攒带借买了一套52平方米的两居室住房。他们非常感谢《中国妇女》杂志，李萍说：“没有《中国妇女》，我和老朱就不可能认识，就没有我们一家。”

时隔40年，2024年8月，《中国妇女》再次回访李萍，她笑谈，退休后两口子的生活都是围着孙子转。“上次你们采访时，我儿子13岁，现在我孙子都12岁了。”尽管儿子朱强身患被归为疑难杂症的肾病，一年要住院10个月，还离了婚，但李萍非常坚强阳光，她的东北口音里满满都是热爱生活的正能量，她的微信视频号里分享的也多是自己欢快幸福的歌声。

带着东北女子的爽朗和健谈，李萍说，“他们离婚是我儿子提的，他生病后不忍心耽误妻子娜娜……现在他们俩是朋友，关系处得也很好，娜娜经常来看孩子，还让我把她当女儿看待。”在李萍看来，自己和丈夫必须给儿子带个好头，好让儿子勇敢地面对病魔。“我要尽最大努力，保持好心情，才能传染给儿子好心情。”

最近，李萍还学会了一首新歌，叫《幸福永远》，她说，“歌词特别像我跟我老公共同生活的一切场景。把这首歌唱给我老公听——有一种默契在灵犀中闪现，有一种缘分在距离中相牵，有一种感动在回味中留念，有一种祝福在步履中相伴”。

20世纪90年代的集体婚礼场景

近日，民政部发布的《2024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这一数字同比减少49.8万对，同比下降13%。据悉，全国结婚登记数自2014年起已连续下跌多年。由于疫情因素，2022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下降至683.5万对，到了2023年回至768万对。根据今年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预估，今年的结婚登记数大概率又将创造历史新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的李婷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对比西方社会，中国婚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婚恋圈较窄、集体主义色彩浓厚，在人口流动较小、女性劳动参与率非常高、“企业办社会” 的社会中，“单位”基本涵盖了大部分人的城市生活，包括工会等组织会积极协助职工介绍对象。“社会阶层之间差异小，择偶上，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不是首要考虑。”

但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4年以后，人口流动逐渐扩大，“单位”渐渐隐退，包括住房等福利都在淡化，青年男女的婚恋圈在扩大，社会分层也在扩大，“经济能力逐渐变为重要指标，还有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等影响因素，交换婚开始出现，嫁给有钱人的比例增加，择偶匹配中，女性的外 貌和男性的经济能力365体育足彩,地挂上钩。”

20世纪90年代后，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衡，婚姻梯度挤压也开始出现，农村中的“丁男” 现象出现。2000年前后，伴随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个体意识觉醒，大城市中的“甲女”现象更加突出。“目前，中国以个体式婚姻为主， 365体育足彩,的女性开始考量婚姻能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吗？我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女性择偶不是要找个有钱人， 而是不要拉低我的生活质量。”

那么，中国会迎来不婚时代吗？李婷认为，中国目前的结婚率低并不意味着不婚率高，不婚率是指直到50岁还没有初婚的人群的占比，目前处于单身状态的85后、90后还远未进入统计范畴。“目前，中国女性的不婚率只有1%，韩国是7.6%，日本是16.5%。”而且，“和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并没有独身主义文化，365体育足彩,人的心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就结，但没遇到，我也可以不将就。”

对于如何破解当下的婚恋难题，李婷建议，应当重新彰显婚姻恋爱对个体的价值，减少婚姻搜寻的摩擦。“比如，倡导婚姻是一种成长方式，情感经历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另外，目前国内的婚恋教育明显断层，以上大学为分水岭，大学前为防范恋爱“围追堵截”，上大学后立刻进入“催婚催生”。“最好把婚恋教育贯彻整个生命周期。小时候有婚恋教育启蒙，四五十岁后也不应‘放弃治疗’……”李婷说。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则认为，纵观中国40年来的婚恋变迁，一个最明显的转变是从家庭化转向个体化，从结构性的角度看，以前婚姻是必然选择，今天只是选择之一。

其次，在转型期社会，女性群体对于婚恋的内部分化更明显。通过高考等方式流动到大城市的女性和留在当地的女性作出的选择往往截然不同，比如，前者中的一些女性还会将亲密关系看成是事业发展的障碍，这也是新特点。

沈奕斐认为，今天之所以出现婚恋难现象，是因为我们“双标”“既要又要”“新旧脚本混杂”。“每个个体都想要把‘新旧脚本’中的好处都拿到手，男性希望女性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同时又经济独立；女性希望男性在时刻关注自己的同时又要有成功事业，这里有两个完全相反的逻辑体系，很难兼容。”

另外，少子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代年轻人对爱的理解出现偏差。”沈奕斐说，“爱的本质是对一个人产生好奇心，想要去靠近他、帮助他、独占他，与他形成联盟。爱强调给予。然而，今天的年轻人从小到大所习惯的爱是被给予，这或许也是今天婚恋难的一个原因。”

不过，沈奕斐表示，今天一定不是史上婚恋最难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特点、难题、幸运与不幸，很难说哪个更难，比如，选择多是好事吗？它的另一面是不稳定。所有人的婚姻中，磨合阶段和长期经营都会难。今天看上去更难的原因是，以前大家默认都结婚，现在很难说服一个没有结婚意向的人结婚。”

在沈奕斐眼中，一个国家的结婚率有起有伏很正常，也许过几年，结婚率又上升了。“个体能做的是，面对婚恋课题，树立底线思维，理清哪些是自己绝对不能接受的，排除Mr.Wrong。你的Mr.Right 不是从天而降的，需要你们不断一起调整，如果你一有矛盾就分手，那可能很难建立长期深入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