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体育足彩,

在公益慈善领域，杨团是绕不开的人物，她长期致力于社会保障、慈善公益与非营利组织、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社区公共服务、老年人长期照护等领域社会政策研究，她的政策建议是从大地上的行走、从农民们的生产生活中“长”出来的。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75岁的杨团一头干练短发，皮肤光洁白皙，目光炯炯有神，浑身散发着英气和胆识。她靠在沙发上，略带思索地回溯着过往，珍贵的回忆、难忘的经历、漫长的坚守，犹如清涧溪流蜿蜒流淌。

“我在坎坷的少年时代找到了最好的保护伞，不是父母，而是农民，是老百姓。”

杨团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杨述、母亲韦君宜都是清华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奔赴延安。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他们经历了思想蜕变，认定一生要为中国老百姓服务。而中国老百姓里最大的群体就是农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广泛的人民革命，农民是参与这场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他们始终视农民为友，到北京后与老区的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干部还保留着亲人般的情谊。这些都很自然地影响到女儿。从小学毕业那年起，每年暑假，父母都会让杨团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多月。当年的杨团个子不高，但从不胆怯，和农民一起劳作、吃饭、休息。在十几岁的年纪，摇动辘轳把水桶沉入水井并拉上来是极难做到的，但她认为这是自己必须做到的，所以她不仅学会了从井中取水，还学会了挑水。

“我就觉得天底下最好的人是农民”

厚重而坚实的土地回馈辛劳耕作的农民，也给了杨团温暖而柔韧的力量。

1966年，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6岁的杨团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困境。这时，曾经的农村生活给了她力量，她决心像革命先辈一样重走长征路，锤炼革命意志。那年冬天，她从北京出发徒步走到延安。一路上，得到很多农民的帮助。“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天底下最好的人是农民。因为只有农民不在意你是什么出身，他们天然地爱护、亲近所有的孩子，他们的淳朴善良让你永生难忘。”

19岁那年，杨团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去了云南农场。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制作一批木床，让下乡的青年居住。在云南农场生活的3年半时间里，杨团要求自己什么活儿都会干，什么活儿都能干，做最“全面的人”。她学会了犁田、耙田、栽秧、割稻、打猪草，连在食堂拿大铲子炒菜、在婴儿室带小孩都会干了。

远赴贵州丹寨县考察调研

在讲述自己与农村、农民的密切关系时，杨团谈到从不把农村看作一个领域，而是把它看作土地，看作家国。说着，她用一只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又用另一只手重复做了向上生长的动作。她说很多人觉得她涉足的领域庞杂无章法，但事实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土地上什么都可以生长，可以长社会政策，可以长公益慈善，可以长老人服务。

如果将公益比作土地，那么杨团就是播撒种子的人。

因为做农村研究，杨团常年行走在田间地头，足迹遍布了大部分乡土，但当我们问起她对哪片土地感情最深时，杨团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延安。

2001年，杨团作为中国社科院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去延安学习考察。从第一次步行至延安到第二次去延安考察，时间已经过去了35年，但延安依旧是她印象中的样子，宝塔山耸立于延河之滨，仿佛诉说着革命往事，建筑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杨团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使命为延安做点什么。这成了后来支撑她在农村发展这条路上坚持不懈的动力。当时，她针对延安农村进行了包括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全面调查，发现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生病致贫是普遍现象。

一个试点往往需要反复考察和跟进调研

2002年，杨团开始在延安洛川县做第一个医疗合作社试点，这就是后来的“洛川实验”。从那时候起，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农民。经常有人说杨团怎么又跑农村去了，她便回答：因为农村最广阔，也最需要关注。

当时国家发布了新型合作医疗文件，要求每个农民交10块钱。但是这笔钱不是用来解决农民小病小灾的，而是用来解决大病的，但因得大病概率低，农民看不到当下利益，不愿意交钱。杨团意识到方针政策在落实时，一定要站在农民的立场，倾听农民的呼声，按照农民真正的需求进行政策上的改善和调整。为此，她在做决策建议时，积极推动农民加入讨论，鼓励农民在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推动共同富裕。

经过多次沟通后，农民最后赞成了杨团提出的小统筹方案。即与乡镇卫生院合作，农民交钱后，将这笔钱给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在大村布置社区卫生服务站，所有交了钱的农民可以享受低于市场价近50%的优惠药价，服务站还走村串户提供上门服务、坐诊服务、免费医疗检查等。农民很拥护小统筹，缴费率达到90%以上。

但是，惠民的社区卫生服务仅仅依靠农民缴费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政府财政也难以负担这笔费用，从那时起，杨团深刻认识到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才是解决合作医疗资源的出路。这条出路需要通过农民自发组织起来，自己努力汇聚资源。2005年，杨团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了农民合作组织联盟“农禾之家”，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农民做合作经济。而她曾经播下的种子也已生根发芽，后来国家在推动医疗改革时采纳了她365体育足彩,：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建议。

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农禾之家发起了百乡工程项目。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党委积极响应，与农禾之家合作，于2018年成立了经棚农村综合发展合作联合会。这个镇级的农民集体性合作组织，在村集体的帮助下，与农户一一签订托管协议，对经棚镇的12万多亩土地进行统一耕种收获的农业社会化专业化管理。还将农民自己酿的酒、种的豆子、蔬菜等农副产品收集起来，在联合会自办的超市售卖。这不仅为农户增收，也让协调农户支持联合会的村集体得到了稳定收入。杨团称，经棚试点借鉴了东亚经验，现在已经超越了东亚经验，不仅是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三位一体，更是在农业规模化的社会化服务上，在镇、村一体，以合作组织支持农户上创出了新的业绩。经棚镇取得的良好成效获得农业农村部、赤峰市委的肯定和鼓励。

如今经棚镇的发展早已超出杨团的预期，令她十分欣慰，她希望经棚镇在未来能够做出更优异的成绩，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杨团为很多女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这些女性用独有的韧劲和力量给杨团带来了慰藉和勇气。

广东韶关市始兴县的吴秀兰，曾遭遇车祸险些丧命，后来她又凭借顽强意志战胜癌症，如今她成为带领姐妹们致富的“领头雁”。吴秀兰联合本村和周围村子的妇女姐妹组成一个很稳固的群体，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拿出来内部互通有无，并且互相介绍市场，渐渐形成了成熟的网络购买圈子。杨团不禁感慨：“这是女性群体独特的魅力，妇女这个群体凝聚力很强，聚在一起既发展经济，又服务于农村的儿童、老人，承担社会服务工作。”

杨团明白，农民农业农村和公益慈善是需要一代又一代接力传承的事业，所以她非常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革命事业必须有接班人”。她在60多岁时就开始考虑培养农禾之家的接班人，她经常对年轻人说：“我看不到的未来你们一定看得到。”同时她也意识到，很多年轻人没有把根深深扎在土地里，所以才会在面对困难时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战胜挫折。

杨团有个助手叫徐会坛，30多岁，曾经是采访过她的一名记者。有一天，徐会坛找到杨团说想把工作辞了，跟着她做公益慈善事业。杨团带她加入公益组织，同时做《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慈善蓝皮书）、组织慈善沙龙，同时不断鼓励她继续深造，支持她念博士，常常跟她进行无边界的思想交流。经过4年的工作相处，两人早已成为忘年交，徐会坛在认知和能力上都有了显著提升，现在美国一所大学读慈善公益专业。

大学毕业后回农村创业的唐亮是家庭农场的种植大户。他是个勇于坚持、善于思考的青年，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很多问题。杨团很关注他的成长，和他联线时，为他分析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在交谈过程中，唐亮获得了经验和办法，杨团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养分和反哺。

2012年起，农禾之家开始探索乡村社区工作者（简称“乡工”）人才培养项目，旨在培养农村社区实践人才。乡工都是本地人，大部分初中毕业。其中有位女乡工郝胜利很优秀，在杨团带领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现在担任河北省内丘县金店镇大垒东村党支部书记。郝胜利上任以来，因地制宜探索了“村集体+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依托中化现代农业集团实行村企合作，农户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得益于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一年多时间，村集体农场平均亩产净收益超千元，村集体收入超30万元，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乡村振兴之路。杨团对她寄予厚望。杨团认为这些年轻人都是农村发展的希望，只要认认真真扎根在农村这片土壤里，不管文化程度如何，杨团都希望慢慢带他们扩大视野，支持和帮助他们成长。

杨团今年已75岁，谈到老去，她言语中既有从容和洒脱，也有不输年轻人的干劲和能量。常年行走于田间地头导致她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病，上了年纪后总是摔跤，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骨折，但她不服输，她觉得自己可以工作到80岁、85岁，她想再多一点时间陪年轻人，陪他们在田间地头行走，在土地里感受中国乡村变化，成为爱农民、懂农村、爱农业，服务农民、农民需要的人。